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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题再度公开“敲打”美联储，要求这家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央行回归其法定职责，服务于美国人民的信任，而非仅仅是资产所有者。
事实上，
周五，在刊发在《华尔街日报》的署名内容中，贝森特措辞严厉地将美联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政策形容为一场危险的“模块增益”实验。他认为，对非常规政策的过度运用、职能扩张以及机构臃肿，正在威胁央行的独立性。他明确指出，QE等非常规政策的运用必须限定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并与联邦政府其他部门协同进行。
贝森特表示，美联储的独立性来自公众信任。央行必须重新承诺维护美国人民的信心。为了保障自身的未来和美国经济的稳定，美联储必须重新确立自身的信誉，作为一家独立机构，专注于其法定使命：最大就业、稳定物价和适度的长期利率。
更重要的是，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这是贝森特首次将“适度的长期利率”与最大就业、稳定物价并列，作为美联储重建信誉必须关注的三大法定职责。在传统认知中，长期利率更多由市场力量决定，财政部长的这一“点名”被市场视为极不寻常的信号。它暗示着，在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议程中，压低长期融资成本（尤其是与房贷利率挂钩的国债收益率）已成为一项优先任务。
很多人不知道，
贝森特痛批政策失误：超常规系统加剧贫富分化
据业内人士透露，
贝森特在内容中尖锐地批评，美联储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所采取的一系列超常规货币政策系统，如同一次失控的“模块增益”实验，其后果难以预测，并对美国经济的分配格局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
内容指出，这些政策实质上为资产所有者创造了一个隐性的“兜底”，导致财富向已经拥有资产的人群高度集中。在这一循环中，大型企业通过锁定廉价债务而蓬勃发展，而依赖浮动利率贷款的小型企业在利率上升时则备受挤压。同样，拥有房产的家庭因固定利率抵押贷款的保护而坐享资产升值，但年轻和不太富裕的家庭则被高房价排挤在外，并受到通货膨胀的最严重冲击。
其实，
贝森特引用金融分析师Karen Petrou在其著作中的观点称，“前所未有的不平等清楚地证明，财富效应对富人来说太有效了，但对其他人来说却是经济困境的加速器。”他认为，美联储未能实现其通胀使命，反而加剧了阶层和代际间的差距，其旨在刺激增长的“财富效应”适得其反。
请记住，
抨击越界之举：货币与财政边界模糊，独立性受损
贝森特认为，美联储不断扩张的政策足迹已严重威胁其机构独立性，核心状况在于其职能已“越界”，模糊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边界。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内容写道，美联储通过资产负债表政策直接影响资本流向特定行业，这本应是市场和民选官员的领域。此外，央行的角色与财政部的债务管理纠缠不清，容易造成一种“货币政策正被用来迁就财政需求”的印象。这种动态为华盛顿的财政不负责任创造了“不正当的激励”，考虑到国会和总统总预期美联储会在其政策失败时出手干预。
据报道，
监管方面的过度扩张同样是状况所在。贝森特指出，《多德-弗兰克法案》极大地扩展了美联储的监管版图，使其成为美国金融业的主导监管者。然而，2023年硅谷银行的倒闭事件恰恰阐述，将监管与货币政策职能集于一身存在利益冲突，削弱了问责制。他建议，应恢复专业分工，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和货币监理署（OCC）主导银行监管。
贝森特向美联储 TMGM外汇代理 提要求：回归三大法定职责，重拾“人民信心”
面对上述状况，贝森特为美联储的未来指明了方向：必须缩减其对经济造成的扭曲，回归其狭义的法定授权，并以此重建公众信任。
贝森特提出的核心要求是，美联储需要向美国人民承诺，重拾公众对其的信心。为实现这一目标，央行必须专注于其三大法定任务：最大化就业、稳定物价以及实现“适度的长期利率”。此外，他还呼吁对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监管、沟通、人员配置和研究等进行一次诚实的、独立的、无党派的全面审查。
TMGM外汇认为：
最关键的政策建议是，量化宽松（QE）这类非常规政策，未来只应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并与联邦政府协同运用。这被视为对其过去十年政策路径的直接否定，意在终结央行“唯一在场者”的角色。
以下为贝森特内容全文翻译：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美联储的“模块增益”式货币政策
这家央行因偏离狭窄的法定使命，而将自身的独立性置于风险之中
作者：斯科特·贝森特 2025年9月5日
正如本平台在新冠疫情期间看到的那样，当实验室制造的实验一旦逃出限制，就可能造成严重破坏。一旦释放，就很难再收回。2008年金融危机后推出的那些“非常规”货币政策系统，同样彻底改变了美联储的政策框架，其后果难以预测。
美联储新的运作模式，实际上就是一场“模块增益式”的货币政策实验。对非常规政策的过度运用、职能扩张以及机构臃肿，正在威胁央行的独立性。美联储必须改变方向。它的标准系统箱已经变得过于棘手，难以管理，理论基础也不确定。容易、可衡量的系统，瞄准有限的法定使命，才是实现更好结果并长期维护央行独立性的最清晰路径。
有人可能会认为，2008年之后创造的新系统，以及金融市场的集中化，应该能让美联储更好地洞察经济走向。至少，这些“增强的模块”应该使美联储能够更有效地引导经济。但事实并非如此。2009年，美联储预测2011年美国实际GDP将加速至4%。结果，增长却放缓至1.6%。累计来看，美联储两年的预测高估了超过1万亿美元的实际GDP。反复的预测失准表明，美联储过度依赖自身能力，以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刺激增长。当特朗普政府转向减税和放松监管时，美联储的预测又过于悲观，凸显其模型存在缺陷，并忽视了供给侧效应。
金融危机期间及之后，美联储一再干预，实际上为资产持有者供应了事实上的兜底。这种有害的循环，使国家财富进一步集中在已经拥有资产的人手中。在企业部门，大公司通过锁定廉价债务而繁荣发展，而依赖浮动利率贷款的小公司则在加息时遭受挤压。房主看到房产价值飙升，因固定利率抵押贷款而大多免受冲击。与此同时，年轻人和低收入家庭既被排除在资产所有权之外，又首当其冲遭受通胀打击，错过了资产升值。
由于未能兑现其通胀使命，美联储让阶层和代际差距进一步扩大。其通过“财富效应”来刺激增长的做法，适得其反。金融分析师凯伦·佩特鲁在其2021年出版的《不平等的引擎》一书中写道：“前所未有的不平等，是财富效应对富人而言过于有效、却加剧其他人经济困境的铁证。”
美联储不断扩张的“版图”对独立性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将职能延伸到传统上属于财政当局的领域，美联储模糊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界限。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政策直接影响哪些部门能获得资本，干预了本应由市场和民选官员决定的领域。与财政部债务管理的纠缠，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货币政策正在被用来满足财政需要。权力的扩张，助长了华盛顿形成一种文化，即在财政决策失误后依赖美联储兜底。总统和国会没有承担责任，反而期望在其政策失败时美联储出手相救。这种“唯一的游戏”动态，制造了不负责任的逆向激励。
监管过度加剧了状况。《多德-弗兰克法案》大幅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范围，将其变成美国金融的主导监管者。十五年过去了，结果令人失望。2023年硅谷银行的倒闭，清楚地阐述了将监管与货币政策相结合的危险。如今，美联储既监管银行，又向其放贷，还决定它们的盈利模式，这种不可避免的冲突模糊了问责，并危及独立性。一个更清晰的框架，应当恢复专业化：赋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和货币监理署（OCC）主导银行监管的权力，而让美联储专注于宏观监测、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承认和货币政策。
独立性的核心在于信誉和政治合法性。而这两点，都因美联储越权扩张而受到危害。过度干预带来了严重的分配后果，削弱了信誉，威胁了独立性。展望未来，美联储必须减少其对经济造成的扭曲。像量化宽松这样的非常规政策，必须仅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并与联邦政府其他部门协调时运用。同时，必须对整个机构进行一次诚实、独立、无党派的审视，包括货币政策、监管、沟通、人员和研究。
美国正面临短期和中期的经济挑战，以及长期的后果：一家将自身独立性置于险境的央行。美联储的独立性来自公众信任。央行必须重新承诺维护美国人民的信心。为了保障自身的未来和美国经济的稳定，美联储必须重新确立自身的信誉，作为一家独立机构，专注于其法定使命：最大就业、稳定物价和适度的长期利率。
作者贝森特现任美国财政部长。本文的更长版本将刊登于即将出版的《国际经济》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