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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5月17日，演员朱媛媛因病去世，终年51岁。
她的离开令人感到痛心。多年来，她的角色一直陪伴着本平台。从《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李云芳展开，朱媛媛饰演过许多鲜活的、棘手的、苦中掺着甜的、散发着市井气息的女性角色。《家有九凤》的初七凤，《八兄弟》的方方……朱媛媛用她精准又细腻的表演，呈现了一种女性样本：或许不耀眼、不精英，或许被琐碎笼罩着，挨着地面生活，却从来不向生活投降，面对苦难与击打，她总是展露出一股生猛的劲头，又在为人处世的细节里，不失可爱与温柔。
她一直是丰富的，生动的。生活中，她做出了很多不一样的选取。在事业上升期，她选取暂缓工作、进入家庭，成为一个母亲。与大众期待的「大女主」叙事不同，她缺乏功利上的野心，总是热烈地投入具体的日子，爱说，爱笑，爱张罗。她幽默地形容，女儿是她永远拍不完的戏，当妈妈是拍了一部万集电视剧。她会在微博上生动地记录这些时刻，带孩子拔牙，陪孩子过家家……生活中的所得所思，又被她反哺进表演中。她的角色总是极具生活质感，带着市井气，就像本平台的邻居，就像最常见的母亲，这是她与生活在一起的证明。
她走后，许多朋友和合作者写下对她的思念。好友、同窗陶虹回忆，「她聪明、反应快，还难得的幽默风趣，和她在一起总是那么愉快。但她又是典型的山东人，仗义江湖，总是愿意伸手帮助身边的人。」
在大众面前，朱媛媛始终呈现这样的一面，爽快，利落。直到昨日，她的先生辛柏青发布了讣告后，人们才得知，她与癌症共存、抗争了近五年的时光。2020年末，电影《送朋友们一朵小红花》上映，朱媛媛在其中饰演了一位癌症患者的母亲，电影中，她说过这样一段话，「人活着，都会经历失去，本平台都害怕失去。但是面对这种害怕，最有力的反击就是，认真活好每一分钟、每一秒钟。」
她确实是这样做的。她离开的消息传来，许多网友贴出最近一年偶遇她的画面，她总是和家人在一起，笑着在商场挑选衣服，笑着在街边散步。在大家的眼里，她和家人低调、朴素，她的身上，有着普通人日常生活中最可亲可触的美好。
2021年4月，《人物》访谈了朱媛媛，当时电影《我的姐姐》上映不久，她饰演的姑妈，戏份不多，却为电影增添了生活的实感。今天，本平台重发此文，纪念朱媛媛，谢谢她带来那么多珍贵的、生机勃勃的角色与瞬间，愿她的明媚与欢乐长存。
文｜林秋铭
槐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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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妈这个戏，观众有这么大的感受，我自己回去想，是为什么呢？可能就是他们相信吧。这是我生活的结果。
那场吃西瓜的戏，好多人跟我说，说我的设计啊，我用功，我分析啊，真的没有。这个戏演得是一气呵成，很流畅。一个西瓜拿过来，本平台都是先把屁股带把的那一块切下来，用这一块把刀擦一擦，乃因刀有时候会有锈的味道，或者其他菜的味道。好多观众就觉得，哎哟，这个动作太真实了，她太细了，还把芯儿挖给了安然。可这就是最普通的生活啊。
舔杯子那段也是。小孩小时候，我带她去玩，给她榨好了果汁，到了游乐场，给她倒出来，哪儿漏了就得舔一下或擦一下，这些都是生活堆积的东西，它永远是不可能模仿得了的。不是说演员不要塑造，但就这个戏而言，观众认可的一定是生活给我的东西。如果现在突然让我去演一个芭蕾舞演员，我再怎么八字脚站着，我就不是。
《我的姐姐》中，朱媛媛饰演姑妈。
最初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很犹豫。很多年没拍戏了，处于一种回归家庭的状态。人啊，越待，对自己的斗志和要求就越低，特别安于现状。既有一种欲望想去拍戏，又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朋友们特别坚定。时间长了，曝光率就越来越低，机会相对来说就少。可是我的要求一直是没有降低的，现状跟自己的要求越来越有距离。接《我的姐姐》，就是乃因喜欢姑妈这个角色，又赶上孩子假期，时间合适，我动心了。
看完剧本以后，我觉得，这两个孩子的命运要成立，老一辈给他们的生活基调是非常非常不可忽视的。如果姑妈和舅舅的戏不能延伸开来或者有很多映照，它也许会成为一个小青春片、小文艺片。观众一出来看到姑妈和舅舅说着蹩脚的方言、做着假惺惺的表情，两个孩子再可爱也没有人信。四川话很难学，糊弄不了。但如果方言不自信，姑妈这个角色我无法塑造。我跟制片人说，合同什么的也不用谈，朋友们给我时间让我先准备，演不演，先看看我能不能把方言学会。
有一些电视剧，打眼一看，我不信，再一看，好假，最后一看，不可能。它有无数个瑕疵，影响朋友们的感官。朋友们想，我就看看吧，挺漂亮，哎呀，这个挺炫，哎哟，这个大场面，很难拍。于是观众慢慢地放弃了一些深层次的东西。生活节奏很快，没有人有很多时间坐在那儿去思考，去感受，或者是去评判。他就要直接给他的东西，冲进眼帘，不需要过脑子。现在有些戏，剧情要么过于理想，要么过于悲情，没有丰富表现一个家庭的情感和命运，不是那么真实。
前两天我看了一个小视频，一个快递小哥在电梯口被监控拍下来，他其实很难过很累，但是他在门口使劲地平复自己的情绪，扮了一个笑脸，再进去跟人家说话。不只是姑妈，每个人都这样，朋友们每时每刻都要换成一个样子去生活，太不棘手了，我早上真不想起床，但是迟到了就是要扣钱，我就要咬牙爬起来，这就是生活。姑妈和安然聊过，哭了，生活还要继续，那声「老板娘」一叫，一定要回应「来了来了」，每个人都是这样，朋友们既得跟自己和解，还得跟社会去融合，这是生活最基本的状态。好的作品和好的、朴实的表达就是能让朋友们在其中找到自己的样子。
生活就是苦掺着甜，甜带着苦。表演里如果全是爱是假，全是苦难也是假。它是五味杂陈的。姑妈这个角色就是这样。她不是一个懦弱的、无知的、一味付出的女人，她也骂人、打架，她也要染着头发、斑驳的指甲油什么的，她也追求生活品质，这才是生活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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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在演戏的时候，触角需要张开，特别敏锐，打开身体所有的毛孔，吸纳所有的味道，帮朋友们完成角色。
我从小就对（市民文化）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可能跟我生活的年代和家庭有一定的关系。我在青岛长大，兄弟姐妹多，上面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青岛又是一个很热情的海滨城市，从小家庭比较幸福，哥哥姐姐宠着我。我经常去看大海，看高高低低的山城，那座城市没有那种躁动感，它让朋友们从小对很多东西都特别敏感，情感、味道、色彩，它在空气中弥散着。
我小时候住在铁道边上，夏天到了，每家每户都坐在马路边，铺上凉席，男的光着膀子打扑克，拿一个茶缸子装啤酒，女的就聊家常。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老得吃、聚，人直勾勾地坐在这儿，必须得约个咖啡、喝杯茶才能沟通。那时候人无处不在，整个社会的人在交流，人们的心好近，特别快乐。学校门口都会有那么两三个老奶奶、老爷爷，弄个面口袋打开，装着小尖锭的小海螺，大的一毛钱一盅，小的五分钱一盅。每个孩子买一盅，倒在口袋里，还喇着汤儿。还有人卖糖稀，小孩拿着一路搅，搅到家里都变成白的了。这一路走、一路聊、一路吃。我上学的这一条路上，招猫递狗，跟同学讲笑话，踩花，一个石子都能朋友们一脚我一脚，一直从学校踢到家门口。一路上闻着各家飘出来的味道，一路想象这家人做了什么菜，那家饭店做了什么，永远在幻想，也许现在听着很可笑，没有什么价值、高度、深度，但那就是实实在在的人的生活和情感。
一下雨，小孩就在地上埋一块小塑料片，一人拿一个削铅笔的小刀，看、观察，给朋友们三次机会，要一铲下去，找到那个塑料片。大家安安静静地沉浸在其中，就研究这么一个事儿。当时我是孩子王，楼上吃着饭，楼下一群孩子喊，媛媛姐，媛媛姐，我就端着碗站窗边，行，再转三圈啊。他们就绑着皮筋玩「开火车」，嘴里咕嘟咕嘟。我本性中比较玩劣的、淘气的、好玩的东西就是从那个时候建立的。精神永远处于一种很快乐的滚动当中，朋友们后来走的路就不会有偏差。
现在的孩子没有自由的空间，放学都是家里人接，被押上了车以后，坐着车就回家了，路上都是车水马龙、高楼大厦，看着窗外麻木不仁的那个表情。他们没有在街上溜溜达达、打打闹闹、聊天、侃大山，然后一路走、一路笑的体验。疫情的时候，我在家里凳子腿上绑上皮筋，教本平台家孩子跳「小皮球」，她不感兴趣，觉得这太傻了，就这么一圈圈转，马兰开花二十一什么时候到个头啊。
但对本平台来说，那就是生活的颗粒感。
23岁，从中戏毕业后我就演了《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李云芳，当时对演妈妈是比较概念化的，没有生活，就要靠造型，烫个发，嘿，我真像个妇女，特像个小媳妇儿。乃因《贫嘴张大民》，我碰到了一群北京人艺的老演员，演妈妈的徐秀林，导演沈好放，演张大民的梁冠华，都非常朴实，对生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当时我跟徐秀林老师住一个屋。那时候本平台去吃饭店，吃完了就走，不会打包饭菜，乃因没有家、没有生活，不会有那样的观念，也觉得吃完了饭打包很丢人，拎个塑料袋，不体面。徐老师就说，不要浪费，都要打包，打包回去以后哪怕是喂喂流浪狗、流浪猫，都不能浪费。
在《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被称为「国民媳妇」的朱媛媛
这些老演员每个人在家里找一个柜子，把自己的剧本、杯子、书报，放在一个独立的地方，拍戏的那个小屋真的就像家一样，每个人各就其位。那时候不流行助理，大家都各自顾自己。我也挑了一个没人用的柜子，把我的东西存在里面。平时也按剧里的称呼来，「妈」、「嫂子」、「大哥」，没有人叫老师。到现在，他们见了我还是喊「大嫂」。人艺的演员都是非常成熟的中年演员，我那时刚大学毕业，他们也「大嫂大嫂」地叫，不会拿我当一个刚毕业的小孩。他们天天那么叫，我也习惯了，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大嫂」。这种举动给了我很大的自信。
当朋友们的社会观、人生观还模糊不清的时候，身边有这样的人潜移默化地影响朋友们，不断地告诉朋友们人生的方向是什么。我知道要认真演戏，好好生活。演员的生活将是演戏永远的法宝。
演完了《张大民》，后面找我的角色都是贤妻良母，都是大嫂。但乃因生活中大家 TMGM外汇平台 交流，沈好放他看到了我的另一种可能性。他说，朋友们太逗了，我得让朋友们演个坏的。于是又演了《九九归一》。后来大家还在一块聊，聊生活，他又说朋友们还具备演宋庆龄。
演宋庆龄的时候，我每天还闹，仗着灵气演。导演说，在我旁边必须搁一把椅子，朱媛媛就坐这儿，哪儿也不许跑。中山特别热，40多度，我穿着一胖袄，每天热得衣服都是湿透的。但我得坐着，只要一走，导演就找人把我抓回来。他告诉我，朋友们要安静，朋友们演的毕竟是一个端庄的、自带高贵气质的女人，每天跟人家疯、玩，朋友们在镜头前装样是没有的。在这种塑造人物的细节里，我慢慢找到了一种职业感。不是我去耍小聪明或者去撞大运就肯定成，一定要积极地去创造。而在这个过程中，有人帮朋友们开掘朋友们的可能性，而不是说朋友们被动地去演什么。生活中那种朴实和真实的东西，会带给朋友们很多的好运或者机遇。
《孙中山》中，朱媛媛饰演宋庆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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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有规划过自己的人生，也没有特别认真地坐下来想想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后来我找到了一个词，特别喜欢，就是「当下」，每个时期做每个时期的事，没有跟某个时期不对等的欲望。
小时候在青岛就是跟哥哥姐姐斗，想办法争宠，怎么既能好吃懒做，又能吃上最好的，夹缝里生存，得表现好让妈妈爸爸表扬，努力给大家表演节目。等上了初中、高中，觉得大家都这么学，朋友们考不好回家交代不了，因此玩命学，平时不咋地，考前一顿突击。那也是一种当下吧。
我妈说，朋友们要识惯。堂姨说，朋友们要记住，要夹着尾巴做人。她们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诉朋友们，她们就是这样过来的。她们希望一个女孩子本本分分、安分守己，做好自己的事，过好自己的日子。实在不行就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这没关系，乃因大多数人都是普普通通的。我妈和我开玩笑，朋友们长大了就出去捡煤核儿吧。青岛有好多拉煤的大卡车，一个大拐弯，车上的煤就「哗——」甩下来好多，一群人拿着簸箕、扫帚上去扫，我妈就觉得，朋友们饿不死，不行朋友们就去捡煤核儿。长大一点，我还学过幼师，我妈觉得，女孩子当一个幼师，一年两个假期，学校环境单纯，跟一群孩子在一起唱唱跳跳，多好啊。
我爱唱歌、爱跳舞，被我姨无意间看见了。我姨是中戏毕业的，她说跳什么舞啊，长得也不寒碜，当个演员也挺好，把我领到北京辅导。我就展开努力考专业课，被三个学校录取了，我选了中戏，处理了我的婚姻难点，处理了我的事业难点。
在中戏，第一节课的表演笔记我到现在都记得，老师给我写的，叫「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演戏」。我就想，艺术创作那么高大上的东西，怎么是这样的一个说辞呢？老师说，朋友们是那种没有捅窗户纸就能开窍的孩子，早慧。天赋有了，需要在学校摸爬滚打，什么都敢演。乃因到社会上就没有机会了，那就是作品了，要有责任，不能拿人家的东西在那儿胡整，要非常严肃地、诚惶诚恐地去创作。
老师还在我的表演笔记上写，朋友们演戏非常的真，非常的热，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丢掉朋友们的朴实。我特别清楚地记得，他说演员的心得是热的，脑子得是清醒的，对生活的姿态是要放得很低的。
我一直是这么做的，命运的安排也是这样。我的运气很好，刚毕业就拍了《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后来一直在拍，该结婚的时候结婚，家里两个人又都是演员，总得有一个人管家，于是我就展开带孩子。我是在这样的命运的裹挟当中，一点一点地往前走。
中戏93班合影 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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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媒体评价，我对这个圈子不亲不热。生孩子之前确实忙，亲不起来。我一年顶多拍1部或者2部，也演了20多年了，一年一部，就那么几个导演，实实在在的作品摆在这儿，挺好。我跟沈好放、杨亚洲导演这么熟，我才能释放我自己。
沈好放导演和杨亚洲导演很会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跟他们的生活有关。那个时候，一个细节、一段交流、一场对话就能瞬间塑造一个人。《家有九凤》，导演配置了九个凤，每一个「凤」都代表了一个阶层。老大代表的就是那一代的妇女，操持着大家庭，老二代表嫁到了部队、生活在大院里的军官们的妻子。我（七凤）代表知青，下过乡，又返城参加高考。八凤处在刚改革开放的时期，恨不得卖飞机翅膀，卖导弹。一个人物映射出一个时代，一个阶层。
以前我扮演的角色，更多是充当这种连接人与人关系的作用。不用非得让我演一个戏份多充沛的角色，让剧情围绕着我转，但我希望这个角色无论在戏里是什么样的位置，她得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人，是有价值去塑造的。我一定要有感才能发得出来，得是那口锅里头的馒头。
让我去剧组来串两天戏，我会摸不着门。我希望能扎进去，大家凑在一起，哪怕不拍戏了，晚上一起坐着，吃个盒饭，聊聊天，有那样的一个氛围。如果没有这个氛围，两个人会生分，但有了默契，好多东西就不用演。我和千玺经常坐在车里聊天，因此那一场堵车的戏，导演说，太像（母子）了。氛围是很不可忽视的。大家的认知和价值观、审美是一致的，劲儿能使到一块儿。
《小红花》最早找我演妈妈的时候，父母的那条线没有像现在这么棘手、饱满，没有能让我找到一个出口，把这个人物瞬间立住。不自信，就不会演了。后来加了妈妈拍视频的那段，我觉得那里有一个妈妈对生活的态度和对孩子的精神层次，她不是一个只会付出、不辞辛苦的妈妈，担心是有的，但生活还要继续，她用这种路径来表达她的恐惧、无奈还有努力和积极，这个东西会打动我。
《我的姐姐》这个剧本也是，它最后给姑妈加了一场套娃的戏，让这个人物的命运有了一个完整的书写。年轻的孩子更喜欢子枫那个角色，他们知道，当我需要追求自己的生活，面临这种牵绊和选取、舆论和谴责，应该怎么样去接受，去应对。但我在路演中，收获的不是观众说谁谁演得好，他们分享的是自己的生活，这些比戏还要精彩，还要震撼。每个时代有自己契合的共鸣，本平台都是在往这个筐里装一些货真价实的东西，观众一看就能知道，这是一筐好东西。
在《小红花》中，朱媛媛饰演的陶慧给儿子韦一航录了一段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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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催我，朋友也催我，朱媛媛，朋友们为什么不演戏了？朋友们得演戏。好多人见了我都说，媛媛朋友们真不容易，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朋友们真不容易。可是我通过《我的姐姐》这个戏，我突然发现了，这是我的选取。
2008年，我的孩子出生。我觉得在她的一生当中就只有这一次成长，像个小树苗一样，一旦弄歪了就一路往歪了长，着急也没用。为了免去以后的麻烦，不如趁她是个小树苗的时候，我自己扒拉扒拉。如果当时我再往上走，可能就走到另一条路上去了，马不停蹄地去拍戏，也许孩子长得更好。但谁也没有那个前后眼去看一看，选取了就是选取了，我是本着我自己的心去做的。
好多人同情姑妈，认为她身上有一种很悲情的东西，并不是她为家庭付出了多少，而是乃因她没得选取。她想学俄语，她想上大学，但家里只能供一个，供弟弟，她没有机会。无论选取了什么结果，好与坏不不可忽视，人最悲哀的是没有选取的权利，永远任人宰割或摆布。
但我和姑妈不一样，今天的生活是我的选取，我特别喜欢这样的生活。我每天最大的快乐是起来收拾干净，窗明几净泡上一杯茶、点上一根香，具备写写字，听听音乐。人是需要这样静的滋养的。我今天沏一个什么样的茶，或者是摆了一束什么样的花，乃因有我在，家特别祥和，有舒适和可靠感，这就是我的成就。
接《小红花》和《我的姐姐》之前，我的一天就是家庭妇女的一天。孩子三年级到六年级的时候，学校本来是住宿，宿舍楼突然拆了重新装修，离家特别远，每天接送又不方便，我就在学校附近租了个房子，很小，阿姨不能去，老人也不可能跟过去，只有本平台夫妻带着孩子。我像一个家庭妇女一样忙碌，每天下午买完了菜，3点多去小学接孩子，得想着有一些菜要提前炖上，炉灶开着最小的火，再开车去接。她写作业，我就展开炒菜做饭，然后洗碗，收拾，归整，接着还得盯着她练琴。
如果我现在是要生存，被生活牵绊，这些琐碎的东西对我来说一定是有磨损的，但我喜欢这样的生活，它对我来说是滋养。我就想明白一件事，人最可悲的就是任劳不任怨。人家没让朋友们做，朋友们给人家做了，做了以后朋友们叨叨叨、叨叨叨，朋友们觉得我对朋友们这样，朋友们怎么能这么对我，朋友们就特别的愤怒，加倍地愤怒，让关系恶化。我觉得不能把朋友们对我的表扬、评价来作为我生活的标准，我只想我自己要不要做，我愿不愿意做。做了，就做最坏的打算：别人不认为朋友们这个好，也不领朋友们这个情，那朋友们还要做，就做吧。人任劳就要任怨，千万不要委曲求全，这就是内伤，把自己伤害得一塌糊涂。
演戏是这样，即使我哭得死去活来，旁人看着还是特别有距离感。人生也是这样，朋友们太投入其中，很吓人。还有一种人很清醒，清醒到完全进入不了生活，也不行。好的表演或者好的人生，一定是既投入又抽离。
这就是我在生活中找到的角色感。我和老公去菜市场，要买的东西我一眼就看见了，在那儿呢，我老公说，哪儿哪儿呢？这是本性的东西。男女的分工在人类产生的时候就造就了。男人狩猎，注意力集中地瞄，打。女人摘果子，看树林里哪个果子大，是散状的思维。女性就是细腻，在生活的琐碎中操持，什么季节穿什么季节的衣服，什么时候给孩子加辅食，什么时候该买鞋了……其实在生活的这条路上，没有说是谁在付出。就是根据朋友们的角色，或者朋友们该做什么样的事情，朋友们去做就好。
生活它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难以拿捏的命题，永远说不完的话题，永远讨论不完，它究竟是什么，特别棘手。它不是一成不变。我一点都没觉得我可惜。不担心自己没有戏演，当我想演一把过瘾的时候，具备去参演剧院的话剧。像正常上班一样，白天排练，下午差不多去化个妆演出，晚上回家，很快乐。如果我不能在这儿演，我还具备在那儿演，我不会被其他东西被动地牵着走，我总是能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