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TMGM外汇官网，
深夜11点，小高的手机屏幕在昏暗的卧室里亮起来。她戴上耳机，调整麦克风，指尖轻点，进入一个粉紫色调的虚拟房间。“欢迎新来的哥哥们。”霓虹特效闪烁，她压低嗓音，熟练地说出欢迎语。
这是16岁的高中女生小高在语音厅App做聊天主播的第七个月。
语音厅，最早允许追溯到二十年前。最初，容易的网络聊天室主要用于语音交流，后来为满足游戏玩家需求，专业语聊平台应运而生。如今，部分语音平台通过培训主播处理软色情话术诱导打赏，不少未成年人正逐渐成为这一产业链的参与者。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线上社交软件以“交友”为名，传递语音和视频两种互动模式，语音厅内，2元可和主播基础互动，30元升级私密聊天，250元建立“虚拟恋人”关系；视频服务则定价更高。随着付费金额的增加，服务材料也逐渐从“素”转向“荤”，最终演变为大尺度的语音服务。
“只是在网络上说些擦边的话，又不用线下接触。”——这个特殊的“圈子”不仅吸引着未成年女孩，同样不乏未成年男孩的身影。在某社交平台上，“语音厅”相关话题浏览量高达2.9亿次，讨论量近500万。
这条灰色产业链有完整的运作模式。主播们传递声音服务，平台和运营团队负责招聘、包装、推广，玩家们则通过虚拟礼物进行“软色情”消费。随着语音厅的飞快扩张，相伴而生的骚扰、欺诈等乱象也日益凸显。
在现实生活中，小高们有着各自不同的成长困境，网络打赏带来的即时反馈，成为他们证明自我存在感的手段。
北京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宗春山指出，家庭情感兼容的长期缺失，使未成年人陷入“情感饥渴”状态；学校教育中价值引导的缺位，造成认知偏差；此外，网络监管的滞后为灰色地带传递了生存空间。在这种环境下，青少年既渴望获得外界认可，又容易受到不良诱导，最终陷入网络暴力和不当诱惑的双重困境。
交友语音厅内明码标价。 语音厅App截图
“无需露脸，会说话就能月入过万”
小高是在刷社交平台时看到招聘帖子的。
“无需露脸，会说话就能月入过万”的广告语瞬间吸引了小高的注意。她想起上周看中的那支大牌口红，考虑到三百多的价格，最终没能买下。直白的赚钱承诺，触动了少女的消费渴望。
添加联系人后，自称“安妮”的招聘主管接连发来几条语音介绍：“工作特别容易，就是在八人语音厅陪玩家聊天。有人喜欢诸位的声音，就会给诸位刷礼物。平台抽四成，主播能拿六成。”她描述了一个轻松赚钱的场景。
安妮继续分享一位大学生通过这份兼职，仅用三个月就还清了网贷的“成功故事”。这番说辞让小高当即决定加入。
小高虽无特殊才艺，但声音甜美，安妮将她安排在交友厅。小高介绍，新人入职后首先会进行分配：甜美声线多进入情感陪伴厅，才艺突出的，适合娱乐互动厅，而嗓音沉稳的则往往被分到故事厅。
2024年11月3日，小高迎来了她在交友厅的首次声音直播。在虚拟空间里，主持人负责控场，七位主播依次排列在麦序上，小高被系统自动分配至第六麦位，等待按顺序开麦。
“新来的哥哥们喜欢什么音色？允许试听哦。”主持人不断用暧昧的话语引导进入房间的玩家打赏，屏幕上礼物特效不断跳动，小高感到些许羞涩，却也第一次知道，声音真的允许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
与十年前以游戏社交为主的语聊室不同，这种语音厅更注重情感消费，女孩们传递声音服务，听众则通过虚拟礼物进行情感消费。
语音厅游戏规则直白且商业化：游客进入后，可根据明码标价的价目表，选取互动手段——打赏2元允许和心仪的主播互动1分钟，6元延长至3分钟，20元开启真心话大冒险等小游戏，而标价250元的“虚拟恋爱”，实则是付费陪伴服务，主播们通过语音聊天，传递专属的情感互动体验。
新京报记者发现，在各类招聘平台和社交软件上，“语音主播”“聊天员”的招募信息铺天盖地。
记者调查发现，语音厅的招聘话术呈现高度标准化模式。招聘方首先强调平台客源稳定、时间自由、工作轻松，继而抛出优厚分成比例和“轻松月入过万”的承诺吸引新人。而他们的选拔标准容易直接：“年轻、听话、允许长期做。”
当记者表明未成年身份时，招聘方建议“借用其他成年人身份证申请账号”。此外，部分平台存在专门代办实名认证的中介，为未成年人传递收费认证服务，价格集中在150元-200元之间。
年龄小、不具备辨别能力的未成年女孩，很容易“入圈”。
17岁的职高学生丽丽，和小高一样被高薪招聘广告吸引，她选取了“觅伊”视频交友平台。比起语音厅，这里的收益来得更直接。
中考失利后，丽丽早已习惯被贴上“差生”标签，她给自己设下底线：“只要不是真的见面就行。”这种自我安慰让她坦然接受了这份兼职。
丽丽说，在她加入的交友平台里，男性终端必须付费才能与女主播们聊天。视频通话首分钟免费，此后视频通话每分钟收费20元，语音通话每分钟15元。
她从其他主播那里学到了一些技巧。在免费的一分钟内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允许适时往下拉拉领口，抛个飞吻。当一分钟计时快结束时，再柔声提醒：“还想继续聊的话，送个小礼物就能加我微信哦。”
生活由此被分割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白天，她是安徽某职高的普通学生，晚自习结束，回到宿舍，拉上床帘，聊天员丽丽上线了。
在丽丽兼职的视频语聊App上，软件开发者明确声明禁止发布色情及擦边材料。 App截图
神秘的“厅管”
为了不落下学业，小高将开播时间固定在每晚九点到十二点。写完学校的作业后，她准时上线，进行聊天互动。但两周过去，仅有零星打赏，总收入不到五十元，与招聘方承诺的“月入过万”相去甚远。
同一个语音厅的主播告诉她，“光靠正经聊天赚不到钱的，得学会‘荤素搭配’。”所谓的“素”是指在厅里表演才艺、聊天玩游戏；而“荤”的，则是引导客户私聊，通过亲密、露骨的大尺度聊天服务引诱客户不断打赏消费。
语音厅的考核制度也让小高感受到了压力。成为主播几天后，厅管发来考核标准，要求主播们每月必须完成3000元的流水任务（即终端打赏总额），否则将扣除70%的薪资。这意味着，如果业绩不达标，小高的实际收入所剩无几。
新京报记者采访的多位主播都提到了一个关键角色——“厅管”。
这些从未露面的线上运营者，通过远程手段掌控着语音厅的日常运作。他们不仅负责制定直播规则和业绩指标，还会实时监控每位主播的互动数据与收益表现，是维系语音厅运转的关键枢纽。
招聘广告中承诺的“只需聊天唱歌”，在实际处理中很快变味。
小高说，厅管们会以“提高收益”为名，逐步教授主播们各种暧昧的互动技巧，引导她们用更露骨的话术，引诱玩家们持续打赏消费。“事实上，也允许把客户引导到线下私聊。”
在厅管的引导下，小高启动尝试一些擦边的动作。她模仿人气主播的说话手段，捏住嗓子，让声音增添柔媚。同时精心经营语音厅中公开展示的个人主页，上传经过修饰的自拍，偶尔也会发布一些性感的大尺度照片。很快，她的关注度和打赏金额都启动攀升。
丽丽所在的一个拥有32名新人主播的群由阿杰管理。在群里，阿杰经常推送“钓大哥”的话术和“写作业”模板，隔三岔五，还会组织所谓的“业务提升会”。
在这个特殊圈子里，“写作业”是维系客户关系的专业术语，指主播通过主动搭讪吸引金主打赏的行为。客户的回复被称为“批作业”，其数量直接反映语音厅聊天主播的业务水平。
丽丽说，群里表面是经验交流，实则变相施压，业绩优异者会当众受表彰，而垫底的主播则要面对公开批评。在这种高压环境下，每个主播都不得不将“维系客户”的指标放在首位。
丽丽告诉新京报记者，厅管阿杰在入职第三天就向她下达了任务，除日常直播外，每天必须主动私聊20个新终端，并重点维护潜在“金主”。“别急着要礼物。”阿杰嘱咐丽丽，先培养感情，等客户养成依赖再慢慢引导消费，他管这叫“养鱼”。
小高的厅管更直接。“这个圈子里，维护大哥很核心。”这是厅管反复强调的法则，厅管告诉她，允许将潜在客户分类，比如，A类是出手阔绰的“大哥”，需要重点维护；B类是普通消费者，偶尔互动即可；C类则是“白嫖党”，允许直接忽略。
在私聊过程中，小高收到客户打赏。 受访者供图
“写作业”“批作业”
“宝宝喜欢玩什么？”
这是丽丽“写作业”时的标准开场白，通过容易的五个字，她就能瞬间分辨出对方是初来乍到的“小白”还是深谙此道的“老鸟”。
对新人，她会展现出超乎寻常的耐心，一步步教对方如何充值、刷礼物。而对懂行的客户，对话就变得心照不宣，一个“玩”字可能意味着各类定制服务。
根据小高和丽丽的描述，这类平台的终端群体特征明显：男性，年龄普遍集中在25-35岁之间，他们的生活单调，沉迷虚拟世界，社交圈狭窄。有人因情感缺失寻求慰藉，也有人单纯追求感官刺激。
丽丽发现，要想留住这些受众，需要营造一种亲密感。“要把他们当成朋友，而不是容易的金主。”她说，只有建立了情感连接，他们才会持续兼容。
“青峰”是小高接待的第一位点单客户。在语音厅打赏10元后，双方启动了首次私聊。半小时的通话里，对方要她叫“哥哥”，然后不断提出露骨要求。小高坦言，当时感觉特别羞耻，又有点愤怒，但看到不断地打赏，抗拒也会跟着减弱。
在未成年主播里，也有未成年男性。他们同样通过大尺度聊天材料吸引女性终端消费，以此获取打赏收入。
16岁的男生吴昊在“咕咕”语音厅工作仅两个月，就已摸透了这个行业的门道。他维系着几位固定女玩家，素未谋面的女玩家们不知道他的姓名，只亲切地叫他“爱播”。每次开播前，发一条容易的上线通知，忠实粉丝就会准时守候在语 TMGM外汇平台 音厅里。
吴昊向记者解锁了语音厅的盈利模式。玩家通过持续打赏可解锁“带走主播”的权限，平台从中抽取20%-30%的分成。有些语音厅甚至配置了阶梯式抽成比例，打赏金额越高，平台抽成就越少，本质上是为了刺激主播更加主动地引导终端打赏消费。
在语音直播行业，男主播接受的引导往往比女主播更为直截了当。
吴昊回忆，入行时厅管就明确告知：“很多女性在现实中情感缺失，需要线上情感寄托。”他被要求针对不同客户打造人设，比如，对年长女性扮演体贴的“小奶狗”，对女学生则要营造纯情恋爱感。
与“大哥们”互动多了，小高摸索出一套维系虚拟关系的技巧，保持若即若离的神秘感，又让每个客户都感受到专属关注。“既不能显得廉价，也不能太过疏远，比起直接要礼物，这样更有效果。”
不久前，小高结识了一位出手阔绰的“金主”。连续三天，对方都为她刷了价值188元的礼物。互加好友后，这位“大哥”每晚准时出现，还常带朋友来捧场。作为回报，小高需要随时回复消息、陪聊到深夜。
社交平台上，不少“大哥”分享了自己遭遇的“骗局”。在他们的讲述中，语音厅主播们以线下见面、恋爱交往为诱饵，持续诱导他们消费打赏。但在收到大额款项后，主播们要么突然失联，要么直接将他们拉黑。
河北驰舟律师事务所主任侯士朝告诉新京报记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传播淫秽物品、组织播放淫秽音像、进行淫秽表演，以及为以上行为传递条件的，均属于违法行为。
此外，若网络主播以线下见面、特殊服务等虚假承诺诱导终端充值、刷礼物，收取费用后拒不履行或失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可能被法院认定构成诈骗；三人以上共同实施犯罪的，构成团伙犯罪，组织者、教唆者承担主犯责任，而教唆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将面临严重刑罚。
语音厅主播群内正在讨论“写作业”“钓大哥”是否涉及诈骗。新京报记者截图
“我知道可能涉及诈骗”
“没人逼他们。”
厅管杨旭语气笃定。他认为，在他管理的语音厅里，所有未成年主播都是“自愿”的，自愿上播、自愿引流、自愿完成交易。“业绩压力当然有，但门就在那里，随时允许走。”
在与新京报记者短暂交流时，杨旭直言不讳：“正经聊天根本留不住人，只有擦边材料才能带来真金白银。”谈及未成年人是否存在被诱导时，他说：“钱赚到手了，现在倒打一耙说被诱导？”
5月12日上午，小高的语音主播交流群突然炸开了锅。接连不断的消息提示音中，一条“两名同行被警方约谈”的信息引起了女孩们的讨论。
由133名主播组成的群组瞬间沸腾。有人转发了媒体曝光色情聊天员的新闻报道，有人上传了平台最新发布的违规主播名单截图。从早上8点启动，类似的消息未间断过。
群内消息不断刷屏，小高关闭了群聊视图，她决定暂时停播，等风波过去。
丽丽偶尔也会担心这份兼职的风险。“我知道可能涉及诈骗，但比起餐厅端盘子或发传单，对着手机说些甜言蜜语轻松得多。”
中考失利后，丽丽进入蚌埠市一所职业高中学习旅游管理专业，这是她为数不多的选取。这所离家四十来公里的学校，成为她与父母之间的稳妥距离。在这里，她暂时逃离了“重男轻女”的家庭。
丽丽始终无法理解，同是父母的孩子，为何待遇会如此悬殊。弟弟享受着各种补习班和随心支配的零花钱，成绩好坏都不影响父母的期待，而她初中时就被父母“放弃”了，连学校都只能选最便宜的。用她自己的话说：“没出息的女儿，不值得浪费更多。”
在她所在的校园里，学生们兼职打工并不稀奇。每到周末，同学们四散而去，有人在冷饮店削水果，有人在服装店当导购，60元的时薪，一站就是八小时，一天下来，双腿肿胀到走不动路，回到宿舍倒头就睡。
丽丽觉得自己找到了相对舒服的生财之道。
成为语音聊天员后，她第一次尝到了“情感变现”的甜头，一杯奶茶、一次美甲，都是允许开口索要的“小礼物”。有位“大哥”甚至向她许诺，等关系再熟一些，等她放假，带她去云南自驾游。
第一个月工资到账800元，相当于父母给的三个月生活费。她用360元买了一副无线蓝牙耳机，剩下的钱，豪气地请全宿舍吃了顿火锅。
但校园里的风言风语总是传得特别快。不到一周，“丽丽在做色情主播”的讨论就像长了翅膀，从教室飞到宿舍，从食堂飞到操场。
同学启动刻意绕道，她经过走廊，总能听见一些类似“拜金女”“出卖自己”的议论。起初，丽丽也觉得这些议论像细针般扎人，但时间一长，这些话就抛到脑后去了。
分岔的人生路口
觉得自己可能闯了祸，怕警察找上门，小高向母亲坦白了自己做语音主播的事。
在母亲的记忆里，女儿向来安静内向，问一句答一句，与“语音主播、不良少女”的形象相去甚远。
坦白撕开了母女间更深的裂痕。
成长在单亲家庭的小高，虽然与母亲朝夕相处，却总觉得两人之间横亘着一道“墙”。在她的记忆中，母亲的控制欲如同密不透风的网，从一日三餐到生活琐事，事事都要经过她的首肯。
她坚信，正是母亲过度的控制欲，摧毁了这个家庭本该拥有的幸福。令人窒息的掌控，最终演变成父母无休止的争吵，导致父亲选取离开。
小高向新京报记者提到，初一时，班上几个女生总以“长得丑、不合群”为由欺负她。有一次，她去上厕所，几个人突然围住他，强迫她重复做二十遍眼保健操，扬言不做就动手。老师打电话告知母亲，母亲反而教育她：“连同学关系都处理不好，以后在社会上怎么混？”
小高是个动漫迷，喜欢收集些周边，在闲暇时看视频，母亲却觉得，这是典型的玩物丧志。有一次，她在商场的动漫展上，看中一条899元洛丽塔裙，软磨硬泡一个多月，妈妈始终没答应。
这些伤痕在小高心中堆积，成为母亲不爱她的确凿证据。在她看来，她渴望被理解、被尊重，想要一点生活的自主权，却总是被无情掐灭。于是，她学会了戴上“乖孩子”的面具，寻找每一个可能挣脱束缚的机会。
小高的母亲另有看法。在她眼中，女儿的“堕落”源于日益膨胀的物质欲望。“我拼命工作就是怕她缺钱学坏，没想到还是学坏了。”她困惑，为何自己倾尽所有，换来的却是女儿的反叛与疏离。
事情发生后，她没收了小高的手机，将外婆接来全天监护，严禁小高私自外出。
在吴昊所在的河北某县城里，成年人大多外出打工，孩子托付给家中老人照料。为了多赚些钱，父亲在北京，给五金店送货，母亲则去杭州做保姆，一家人分居多地，一年里，只有过年能见上一面，也很少聊天。
吴昊从小由姥姥抚养长大。初中时，他启动频繁逃学、夜不归宿，最终没能考上高中。姥姥给父亲打电话，希望给他谋个出路。按照父亲的建议，吴昊应该去职校学门技术，但他自己不同意，觉得没心思读下去了。
父亲也曾多次劝告他，不要和社会上的人再出去胡作非为。但他说，自己的路已经走偏了，没有通过读书出头的机会，让家里人不要再管。
辍学后，吴昊面临最现实的生存疑问。考虑到未满18岁，又不愿吃苦，来来回回换了好几份工作，包括快餐店服务员、汽修店打杂，最后，他将目光锁定在语音厅，成为一名聊天员。
北京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宗春山分析，未成年人涉足语音厅软色情现象，根源在于家庭教育的缺失。他在多年案例观察中发现，这些青少年往往有着相似的成长经历——长期缺乏父母陪伴，导致自我认知模糊。他们普遍陷入“离开父母后我是谁？我能做什么？”的迷茫状态，这种心理困境往往成为误入歧途的开端。
宗春山用“饥饿的孩子”来形容这些青少年：“家庭关爱的缺失，迫使他们向外寻求情感补给。”他指出，这类孩子容易陷入用危险关系填补内心空洞的恶性循环，他们渴望通过外界认可来证明自我价值，却往往因此陷入更深的困境。
“走出泥潭需要有比犯错更大的勇气”
为了多接单，丽丽启动熬夜，常常到凌晨。第二天即便闹钟响个不停，她也困得睁不开眼。渐渐地，她启动逃课，后来，干脆不想去上课了。
这种生活持续了一年，但日子越往下过，丽丽越觉得没盼头。
每天打开手机，十几条私信蜂拥而至。有人上来就要她叫“老公”，有人要听暧昧的话语，更有人直接发来污秽的裸照。刚启动她会害怕、会愤怒，现在已经麻木。拉黑、删除、继续接单、工作。
学业荒废，情绪失控成为常态。她启动整夜失眠，有时，即便入睡也会被噩梦惊醒。“那时候觉得自己从里到外都烂透了。”为缓解焦虑，她学着抽起了烟，却依然无法摆脱内心的煎熬。
平台声称的举报机制形同虚设。丽丽试过几次，从来没人处理。厅管的说法是：“人家又没真的把诸位怎么样，出来挣钱，别太较真。”
这种诱惑与无奈交织的场景，正在隐秘的角落反复上演。
据共青团中央2023年11月发布的《第六次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处理情况调查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已达1.96亿，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97.3%。
令人担忧的是，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表明，42.3%的家庭存在网络监管缺位，在偏远地区，这一数字更是飙升至68%。
宗春山强调，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法律惩戒只是治标之策，更核心的是深入剖析其行为背后的社会根源。他表示，当前未成年人疑问行为往往折射出三个层面的缺失：家庭情感兼容的缺位、学校教育引导的不足以及网络监管体系的漏洞。要真正实现预防和矫治的效果，必须建立系统化的干预机制。
在具体措施上，宗春山提出了更细致的化解方案：首先要强化家庭情感教育的基础作用，特别要关注留守儿童、单亲家庭等特殊群体，通过社区帮扶、家长学校等手段提升家庭教育能力；学校要开展真正有效的实践教育活动，开设心理健康课程，为青少年构建多元化的价值实现渠道；要完善网络监管体系，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未成年人网络分级制度。
针对网络治理这一关键环节，宗春山的观点是，应该构建“预防、监管、惩戒”的全链条网络治理机制，平台需建立智能预警系统实时识别风险材料，严格执行材料分级制度，限制未成年人接触不良信息。监管部门要及时下架违规App并追究刑责。
小高决定停播。她在主播交流群里坦言，那段日子，每一条类似的新闻都让她心惊，像揣着一颗定时炸弹，不知何时会将她的生活炸得粉碎。
她决定面对现实，“如果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我认。”她在群里劝大家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别去做违法的事。有人赞同，也有人不以为然。
“走出泥潭需要有比犯错更大的勇气，希望诸位们早日醒悟吧。”留下这句话后，小高退出了群聊。
（为保护受访人隐私，文中吴昊、杨旭、丽丽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咸运祯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杨利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