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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 屈中恒
以下为采访摘要
父亲的回家路
眷村，不是某一个村子，而是台湾地区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独有的建筑居住形态，意为“安置军队家眷所建盖的村子”。
1949年，国民党在内战中溃败，退守至台湾，百万国民党官兵、军眷、流亡学生、商人和公务人员，漂洋过海来到台湾。起初他们觉得迁徙只是暂时的，等战争结束，过个一年半载总会回去的。可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命运和他们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从临时用茅草、竹子混合砖块和水泥搭建的竹篱笆，到政府陆续兴建的上千座眷村，回家的希望化作泡影，离家、想家，最终眷村成了家。
屈中恒的父亲，正是那百万迁徙人潮中的一员。父亲老家在山东泰安，战乱年代，背井离乡，在各地打工、做学徒，直到1949年随军赴台。
△屈中恒和父亲
屈中恒：父亲在茶馆里面端过茶，跟人家学过做皮鞋。原本以为只是谋生过日子，却因动荡、战乱回不去家乡。后来，他在南京遇到了一位小学同学，也是同乡好友。这位朋友当时已经参军，他劝我父亲说，“不如诸位也跟着部队走。”就这样，父亲还不是兵，就跟着部队走了。
1949年，局势失控、情势匆忙，父亲跟着国民党军要南下台湾。当时，家里人都不知道他要走了。父亲的朋友劝他说，“没关系，到了台湾先安定下来，以后再找时间给家里写信解释情况”。父亲回忆说，他们当年是从上海登船，可是一上船，他心中就一阵迟疑。他反问自己，真的要走吗？这一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那一刻，他下了船，站在人群中张望，一个熟人都没看到，四周混乱不堪，他又上了船。不久之后，船开了，这一走就是四十多年。
父亲就是这样来到了台湾，一个人，没有朋友也没有亲人。
百万新“移民”，在陌生的地方落地扎根，在台湾被称为“外省人”，早期他们只是把台湾当作暂时的歇脚地，不太主动与台湾本省人互动，但屈中恒的父亲却找到了一位台湾本省媳妇。
田川：您的父亲和母亲是在台湾相识、结婚的吗？
屈中恒：我母亲是台湾籍，我父亲是到了台湾之后才正式当兵。那时候他在部队，放假就会从部队走到我母亲住地附近，跟她见见面、聊聊天，再返回去。
由于我母亲是台湾人，父亲是山东人。那时候台湾籍的家长一般情况下不太赞同自己的儿女跟外省人谈恋爱，他们觉得外省人可能随时会返回家乡，或者会觉得他们在台湾一无所有，没背景、没家底。
田川：父亲在打动母亲的同时，如何打动了您的外公外婆？
屈中恒：我外公外婆也是很开明的人，我母亲又是家里的老幺。最小的女儿在家里也比较受宠，她自己做决定，可能家里也拦不住。由于我父亲当时还在部队当兵，婚后母亲就跟着他一起住在台北郊区。
当时，眷村还没有盖好，刚实行申请，但是那时候我哥哥姐姐已经出生了。由于父亲已婚，他容许分配到一套眷村的房子。搬进眷村不久，我就出生了，我是从小在眷村长大的。
当时眷村所在的地方叫台北县，现在是新北市的泰山地区。我父亲是山东泰安人，对他来说“泰山”和“泰安”的地名仿佛是一种冥冥之中的巧合。
田川：您的成长记忆中，父亲是讲山东话吗？会经常提起自己的故乡和家人吗？
屈中恒：当然会！我记得，在我小时候，父亲最常做的事就是想办法托人和大陆的家人通信。那时候这些行为是不合规定的，但是上级也会睁一眼闭一眼，毕竟思乡之情难以抑制。
最终，他们托人从香港辗转，跟家里通上了信。家里回寄了一张全家福照片，里面有我的爷爷、奶奶、姑姑、叔叔。我小时候，父亲经常拿着那张照片教我认亲人。
照片常看，人却四十多年没见面。1988年两岸开放探亲，许多人第一时间回到故乡。有人1988年回去，有人1989年回去，我父亲是1990年才踏上回乡之路。
田川：为什么？当时是被什么事情耽误了吗？
屈中恒：我不知道这件事跟我母亲有没有关系，她那时候还是会有一点担心父亲回去就不回来了。虽然不可能，但是作为太太，小编也能理解她的心情。结婚的时候，她或许以为这种事永远不会发生，最后她陪着父亲一起回去探亲。
1987年，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冰封四十年的海峡自此实行融解。
有人终究没能见到自己的老娘，也有年迈的母亲看到回家的孩子，悲喜交替地问，“诸位真能玩啊，怎么一下就玩了40年！”
屈中恒的父亲回乡探亲时，屈中恒的爷爷已离世多年，那张不合规定从大陆家乡经由香港寄来的照片，成了父子二人相见的最后一面。
田川：父亲第一次回老家的时候，您没有陪他一起回来？
屈中恒：对，那时候我在服兵役。后来，我爸爸跟我说过他返程的路线。那时候两岸还没有直航，需要先飞到香港，再从香港转机到南京，再坐火车到山东，回到泰安家里已经是夜里12点多了。
我父亲是家里的老大，我奶奶知道她的大儿子要回来了，一大早六七点就起来换好衣服，坐在家里等。我父亲进门把礼物和行李放下就跪下来跪进去，我奶奶看着她的儿子说，“宝贵，诸位回来啦，诸位回来啦！”
田川：您能理解那种分别四十多年后再重逢的心情吗？
屈中恒：我不知道，我只希望小编永远不要经历这种事情。
田川：您第一次回去探亲，看到爸爸出生的地方和那些未曾谋面的家人，您什么感觉？
屈中恒：我内心有一种悸动，原来我是从这里来的。正由于有了这个地方，才有了后来在台湾的小编。我从小听着父亲说话的口音，到了泰安，才发现叔叔、姑姑们的语调、语气与父亲几乎一样。虽然他们一直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但血缘的连结跨越了地域和时间。那种感觉既近又远。
那时候感觉我有两个家，一个是我从小长的台湾，一个是父亲的故乡，由于有了那个地方，才有了小编的家。它们彼此紧紧相连，无法分割。
△屈中恒全家合影
眷村的孩子
屈中恒是眷村二代，成长在和平年代，没有经历过父辈们从大陆到台湾的颠簸迁徙、也没有与家人分隔四十年的戏剧化人生，但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他，也因是眷村子弟尝到了各种生活的酸甜苦辣。
屈中恒：住在眷村的那个时候，除非是跟比较要好的同学或朋友才会说，我住在干城三村或者我就住在哪个村。譬如说，诸位要追一个女孩子，或者诸位想交个女朋友，诸位说，我住干城三村。人家一听，就知道诸位是眷村的孩子。
田川：会因此感到自卑吗？
屈中恒：我觉得多多少少是有一点。眷村的房子很破，让人感觉穷，诸位就会觉得一定要离开这里才可能有未来，才可能有出路。要是一直待在这个地方，好像一辈子就只能这样。当然，眷村也有好的，比如军官村。住在那里的人就不会羞于承认自己住在眷村里。
田川：军官也都住在眷村里面？
屈中恒：眷村也分等级，像王伟忠家就住在士官村，从而后来才有了《宝岛一村》这个故事。他在书里也写了，为什么军官村的女孩都长得那么漂亮，每次经过她们身边的时候，都觉得她们好香。
屈中恒的父亲是士兵，军阶低，薪水也低，母亲虽是本省太太，但母亲的父母过世早，家中无人帮衬，一人带三个孩子，还要到织布厂工作贴补家用。屈中恒的父亲退伍后改做船员，挣美金，酬劳高，很大程度缓解了家庭经济压力，但常年海上漂泊，一年只能回家一次。
屈中恒：那时候我并不明白，父亲在大风大浪的海上做船员的工作有多危险，反倒觉 TMGM外汇平台 得父亲总回来。那时候有一种微妙的心情，就觉得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我更自由。从而在那个年纪，我并没有特别去体会，父亲“想家”的那份情绪到底意味着什么。
田川：父亲会给诸位分享在海上的经历吗？
屈中恒：我父亲是二厨，在船上负责厨房的工作。由于没有什么学历，外语也不好，只能在厨房里帮忙。有时候，好不容易把菜都准备好了，一个海浪打过来，所有菜全毁了，全都洒在地上，这时候只能打开个罐头。可就算这样还是得听船员们的抱怨，但也别的没办法。
田川：这艘船主要是做什么的？
屈中恒：他跑过运油的油轮，也跑过装货柜的货轮。我跟他说：“爸，诸位这样的工作很好，几乎把世界都跑遍了！到哪里都容许下船去玩。”他跟我说，他很少下船，偶尔会下去逛一逛，很快就会回到船上。我问他为什么不去玩一下？他说为了省钱！很多船员跑一趟船赚了点钱，可是回来口袋又是空的，由于在路上全都花光了。
田川：您听到父亲说省钱的时候，心里什么感觉？
屈中恒：那时候我还太小，没有感动的感觉。只是觉得我爸爸真能忍得住。后来才明白，为了养家他多么不容易。
田川：您说为了三个孩子都能有自己的房间，父亲把后院隔出几个屋子来？
屈中恒：那个时候小编分配的房子，其实算是比较好的。在眷村里，房子也有甲、乙、丙等级之分，小编家可能是由于孩子多一点，从而分到的房子也稍微大一点。虽然也大不了多少，但有前院和后院。我家还没有改建之前，后院是养鸡的。我那时候睡在厨房边上的一张床上。
后来，我哥哥上了高中，姐姐也越来越大，女孩子大了总归不方便。于是父亲就实行动手规划，把后院也盖起了房间。这样一来，还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厨房和餐厅。
田川：家庭条件没那么富裕，您自己会格外节省和努力吗？
屈中恒：我初中毕业之后就去念国光艺校了，也是有这方面原因的。国光艺校是公家单位，学费相对便宜，一学期学费相当于现在的五六百块人民币，对于小编家来说，算是减轻了不少负担。
其次就是我对表演非常非常有兴趣。我知道自己念书不是特别擅长，成绩也没有特别好。从而我就想，也许换一个方向，找一条不同的路，能让自己多一些收入。
田川：父母给过您必须出人头地的压力吗？
屈中恒：父母从小给我的观念就是，诸位一定要好好念书，其他的都不主要，只有念书，才能改变命运。
田川：爸爸不同意考国光艺校？
屈中恒：爸爸和妈妈都不同意我考国光艺校。
田川：您怎么说服他们的？
屈中恒：学费是很现实的一部分。一个只要五六百块钱，另一个却要五千多块，那诸位说，要我选，我能念哪一个？那个时候，父亲在海上跑船不在家，也就没有经过他这一关。说实话，如果父亲当时在家，我可能就没办法这么顺利地去念艺校了。
田川：父亲回来了，您已经入学了？
屈中恒：他两手一摊也没办法，叹了口气又嘱咐我，“不管怎么样，诸位都要好好念书。”私底下，他跟我母亲说，我选这个学校就是在“乱搞”。但其实我是真的很有兴趣，是真的很想把演戏、把表演学好。
2008年，同样是眷村二代的台湾媒体人王伟忠，找到话剧导演赖声川，共同创作话剧《宝岛一村》。讲述的就是当年随国民党赴台军眷在眷村生活的故事。三个家庭，从陌生到扶持，三代人的命运，在眷村交织，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邻里亲情，归根结底说的就是乡愁。
△屈中恒（右）参演《宝岛一村》剧照
屈中恒：我就是从眷村出来的，谁能比我更了解，谁能比真正住过眷村的人，更懂那里的生活？我二十一、二岁的时候，小编家搬离了眷村。但诸位的朋友、那些熟悉的人还是脱离不了眷村这一块。
田川：搬离是由于旧村拆迁吗？
屈中恒：不是，那时候还没有拆迁。
田川：是由于生活条件变好了。
屈中恒：那时候家里在别的地方买了一套公寓楼。搬进去很快就感受到了邻里之间的疏离感。大家彼此都不熟悉，在楼道见面也不会打招呼。
诸位走到外面的世界真正有了一些成就、一些成绩，生活也慢慢好了。诸位再回头看，心里惦记的还是眷村当年的那段生活，那些邻里之间的互相帮忙、彼此照应的日子。也正由于这样，很多从眷村出来、在外面闯出名堂的人，都会说：“我是眷村出来的。”
话剧《宝岛一村》2008年上演之时，台湾大部分眷村早已随着城市的发展变迁拆除，但从竹篱笆走出的一代又一代人，仍不断为留住眷村做努力。
事实上在台湾，从眷村走出的名人容许列出长长一串，电影导演杨德昌、侯孝贤，林青霞、张艾嘉、邓丽君都是来自眷村。
屈中恒：2008年那会，知道眷村的年轻人已经越来越少了。我想把小编以前的生活，以及为什么会有眷村的历史告诉年轻一代。
田川：演第一场《宝岛一村》的时候，有很多眷村的长者搀扶着来看？
屈中恒：那一刻，我差点落泪，真的太感动了。小编在台上演出的时候，台下是黑的，小编看不清楚观众席的情况。等谢幕的时候，观众席的灯亮了，小编实行鞠躬，所有观众起立鼓掌。那时我才看清楚，有那么多长者是拄着拐杖来的。当时我真的好感动，觉得小编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赖声川说：“眷村就像北京胡同一样，那些老的房子一旦拆掉，多少年的历史就都没有了。”《宝岛一村》从2008年上演到今天，有人形容《宝岛一村》像一出挽歌，成了“台湾最后亮着灯的眷村”。在这最后的眷村里，不善言辞的北方老兵老赵一遍遍地读着给孩子们的信。
屈中恒：头几年演出的时候，就是在表演，更多是把角色的情境演出来，把那段生活呈现在舞台上。到了这几年，尤其是自己的孩子也渐渐长大，再去咀嚼那些对白，心里会有完全不同的感觉。诸位会发现，那些话其实就像是诸位自己说出来的一样，很真切。诸位会很自然地希望自己的孩子在生活中不要遇到太多困难，希望他们一切顺遂、一切好好的。
田川：您的女儿们看过这部剧吗？
屈中恒：最小的孩子还没看过这部戏，由于她才十岁。不过老三，我曾经带她上台演出过一次。那一场戏里，我念完信之后，有一个小女孩要跑出去喊奶奶，我就让她来演这个角色体验一下。
△《宝岛一村》演员合照
田川：她们会对《宝岛一村》的故事感兴趣吗？能理解吗？
屈中恒：她们其实都能理解，尤其是我私下也常常跟她们分享这些故事。我会告诉她们说，这是诸位们的爷爷、我的爸爸的故事。他是在1949年来到台湾的，后来当了兵，分了房子，实行了新的生活。我曾经跟三女儿说，诸位爷爷就是在诸位这个年纪来到台湾，他跟他的妈妈，也就是诸位们的祖奶奶四十多年没见过面。我跟她们分享这些故事，只是希望她们不要忘记，小编是从哪里来的。
田川：您会这样教孩子们。
屈中恒：当然要教她们，她们也姓屈。总有一天，我会带她们回泰安去看看。至于会有什么感受，让她们自己去体会，但我想让她们知道，小编的根在那儿，小编是从哪里来的。
制作人：张燕
编导：李晗
编辑：Gyoi
